世界哲学大会期间媒体发布的“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哲学问题”里，有这样一条：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说来话长。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把生活中的人、事、物区分为“好的”或“坏的”，总是借助“善”与“恶”的视角来评价和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情形。道德的存在，帮助我们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较为合理的伦理秩序，以及较为长远的社会预期。就是人类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来的生活状态。

　　几乎所有的伦理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生活有所经历和思考的普通人也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当我们如此提问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生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人可不可以不讲道德？”

　　提出后面这个问题并不会让人感到愉快，但它却必须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不仅因为两个问题其实“一体两面”，更是因为它们共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会强调伦理美德与实践智慧，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会强调“仁义礼智”或“心之四端”，为什么康德会把“可普遍的道德立法”列为理性行为者的自由本质，为什么宗教家往往设计一些经由道德实践而获得解救的修行之途。因为他们都试图表明，在推动人类走向崇高、臻于卓越的过程中，道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可用于说明“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论证”。与“崇高性论证”相比，后者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其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所以，功利主义者会强调道德对于趋利避害的基本人性的遵循与束缚，启蒙思想家会强调各种社会契约的设计及其合理性，而那些受进化论影响的学者则试图证明，我们这种“讲道德”的人类的存活与繁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在生存竞争中胜过了那些“不讲道德”的物种或人种罢了。

　　两种论证并非决然分隔。在回答“人为什么要讲道德”时，它们只是不同侧重的回答方式。对于许多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而言，其答案的内容往往兼而有之。比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既可以从“脆弱性”的角度出发，证明阶级社会条件下道德之所以产生的局限性乃至欺骗性，又可以从“崇高性”的角度出发，证明在无阶级社会条件下道德对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引导性与成就感。毫无疑问，在一个思想偏好日趋多元、文明互动日趋频繁的现代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有价值的论证方案来回应这个问题，激发人们的思考，从而展现道德哲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