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显著的女性文学创作现象莫过于结社蔚然成风。这些女性诗社多数有自己的名称、诗作主张、日常规范的社事活动；诗社成员在业师或诗社领袖的奖掖支持下进行文学创作，由其评点作品、裁定名次；成员之间亦经常唱和往来，切磋诗艺。通过结社，女性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知名度也随着社事活动得到提高，并且渐次构建了由家庭到社会的交游网络。

　　清初女性社团以蕉园诗社文名最著。诗社由顾之琼发起，蕉园七子与蕉园五子分别为诗社前后两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成员多与顾之琼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如女儿、侄女、儿媳、妯娌。她们暇日相聚，觞咏赋诗，以诗文自娱。蕉园诗社也成为历史上首个有正式名号和诗社启事（《蕉园诗社启》），且能较为规律地组织成员唱和的女性诗社。它的正式建立体现着女性对于文学的自觉追求，为之后的诗社结盟树立了典范，但也表现出家族性的局限。

　　雍正乾隆之后，女性结社表现出社会化的倾向，即诗社构成由家族内部成员逐渐发展至跨地域、跨家族。这展现了女性由随宦、出行、拜师等行为逐渐构建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交网络。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诗社包括清溪吟社、随园女弟子与秋红吟社。其中随园女弟子是清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女性诗社。一则该诗社本身时间绵延较长，从乾隆至道光；二则与袁枚在清代诗坛的影响力也有很大的关系，乾嘉之际稍露头角的女诗人，莫不与袁枚相关。随园女弟子就是一个与袁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女性诗社，她们的社交网络比起清溪吟社要广泛得多。同时，比起清溪吟社偕隐式的气质，多数随园女弟子更加张扬与主动，她们积极构建自己的交游圈，在丈夫或父兄的引荐之下，结识文坛名流，试图通过大作家或诗社瞩目的活动扩大自己的公众影响，具有求名的自觉意识。随园女弟子的活动不仅展示了女性对于诗学的潜心追求，而且客观上构建了交游广泛、极具社会性的女性诗社。秋红吟社则更展现了女性诗社的向前发展，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女性结社已脱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男性的引荐等范围，呈现出超越地域与民族的面貌。处于北方的满族诗人顾太清与来自杭州的汉族诗人沈善宝，是秋红吟社的领袖人物。其诗社成员随着友朋聚散渐有变化，但总体上呈现出满汉交融、南北互通的特征。

　　对于清代女性结社，支持与批判的态度同在，保守观点认为闺秀能诗为一大美事，若从师结社、抛头露面、与男性交往就颇有争议了。章学诚即是反对者的代表，他批判随园女弟子无男女之嫌，不安义分，标榜功名；指责袁枚为无耻妄人，蛊惑女子，有品艳倾向。可见，对于浸淫在礼教中的传统士人而言，结社妨碍了“妇学”修行，造成了风俗不堪的某种隐忧。当然，无论如何，女性结社在清代已蔚然盛行，并呈现出家族性诗社与社会性诗社并存的局面，其原因如下：

　　首先，清代女性的创作环境相对宽松，如德才并重的社会观念、男性文人对女性创作的提携与支持、家族对女性文学创作的赞赏与包容等，为女性结社提供了基本条件。在清代，“才”正式成为评价女性的另一种标准，才媛也成为史家收录的一种类型，所以一些家族也肯在培养女性才学、传播女性才名上不遗余力。一些文化家族或提供私塾教育，或评点修改女性作品，或帮助女性作品结集出版，或为女性引荐文坛大儒，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具有吟唱创作的才学和相对的行动自由，为结社奠定了基础。

　　其次，女性的求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结社之风。她们或通过结社交游，提升自己的文名；或通过作品结集出版，热切期望身后留名。对于才名的渴望使她们愿意采取结社的方式扩大自己的交游网络，如多数随园女弟子即具备自觉主动地构建自己社交网络的意识。以随园女弟子骆绮兰为例，她已为袁枚弟子，又拜师王昶、王文治，同时还积极结识赵翼。其《听秋轩赠言》辑录有106位文人名士赠予她的诗篇。这些题赠侧面证明了骆绮兰广阔的社会交游网，及其主动强烈的求名意识。女性以才名自重与以文名留世的思想使她们不再沉溺在狭小的闺房自怨自艾，而是积极寻求可能的力量，拓展交游网络、结识文坛名流，而结社无疑是重要捷径之一。

　　再次，出版的便利可保障女性结社诗集的顺利刊行。清代出版业相对繁荣，一些闺秀诗集刻本如《本朝名媛诗钞》《众香词》等给书商带来了不菲的经济利益。所以书商为结社女诗人刊刻诗集，才有了可能性和积极性。不管社团成员是否愿意，主动还是被动，女诗人的作品借助刊刻的纸质媒介确实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扩大了影响的辐射范围，而其作为诗社成员的地位也更加确定。她们的才名借助社团、男性文人、纸质出版物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更有力的传播，如《随园女弟子诗选》《吴中女士诗钞》即为女性结社的重要成果。

　　清代女性结社反映了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女性结社的跨家族、跨地域特征显示了社团发展的社会化，也显示了女性在繁荣自身文学、扩展自我空间、追求德才并重方面所做的努力。但遗憾的是，鉴于社会历史原因，女性结社的创作实绩不甚理想，并不能代表女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未能在当时文坛掀起大的影响，更不能改变当时女性创作的总体数量与专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