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江村》诗意图。“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清代钱慧安绘 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李白与杜甫是唐诗史上并峙的两座高峰，难分高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白其人其诗相对而言更符合当代诗坛的想象和审美规范，一路看涨的行情一直绵延至朦胧诗的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诗人们在向西方诗歌大师们学习的同时，开始推崇古典诗人杜甫，他被热爱的程度甚至远超李白。诗人们纷纷将其作为书写资源，萧开愚、周瑟瑟分别创作了长诗或组诗《向杜甫致敬》，黄灿然、梁晓明、廖伟裳、西川等不约而同地以《杜甫》为题，与之展开跨时空的精神对话，至于通过文本镶嵌或题材选择的方式书写杜甫的作者、作品更难以数计。

　　“杜甫热”缘何突起？它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写作弊端的定向反拨，又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现实状况的积极应和。一方面，80年代的诗歌在哲思、想象区域肆意高蹈，陷入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大词”中无法自拔，从本质上悬置了日常存在和本真现实，教训深刻。另一方面，90年代从普通事物中挖掘诗意已成大势所趋，尤其是新世纪发生的非典、雪灾、海啸、地震等一系列事件，更从灵魂层面触动了诗人蛰伏在心底的悲悯意识和担当情怀，促使他们在创作中思考诗歌如何“及物”，重建诗与现实的关联。这种文化语境和杜甫那些切入时代良知、“此在”感强烈的诗歌遇合，自然会令许多诗人共鸣，竞相参照与仿效。

　　那么，杜甫诗歌究竟在哪些层面对当下诗歌有所“唤醒”呢？

　　迥异于李白“云端感”强烈的诗，杜甫置身地面，在人群之中用生命歌唱。他诗中那种关注现时现事的“深刻的当代性”品格，对当下诗坛的深度唤醒最为显豁。杜甫诗歌对普通人命运的凝眸与抚摸，堪称质感鲜活的“及物”写作，如“三吏”“三别”直面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民间疾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了初闻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时和妻子欣喜若狂的情景，诗从家务事起笔，却指向江山社稷，饱含一腔忧国忧民之情。他“以时事入诗”的特质和敢于担当的人格，启示着当代诗人从身边的人物和事件等平凡的对象世界发现诗意，贴近、切入现实和人生的中心。像胡弦的《钟楼》，“表面尚完好，内部已损毁，/指针永远停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避开地震诗歌“井喷状态”的冷静思索，使起笔于钟楼和时针的观察，彰显着人类的大爱，是人性的深入承载，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疼痛神经和记忆。有些直接从日常生活中长出的诗，更接地气，更具当代感。当下诗人应和杜甫诗歌精神，攫取日常生活的诗意，恢复了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力，这恐怕也是近些年诗歌重新回温的一个重要逻辑支点。

　　杜甫当年融叙事于抒情的艺术尝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创作和批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必须承认，诗对“此在”经验的占有、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远不如其他叙事文类宽裕从容。对此，早在唐代的杜甫就有所觉察，并尝试合理吸收叙事文类的技巧，以事态抒情规避诗歌文体的先天不足。他的《佳人》写一段乱世佳人的心路历程，其间有被丈夫遗弃后幽居空谷的苦难遭遇，有自身守护贞洁的内心世界披露，有出身良家却流落山野、丈夫轻薄迎娶年轻女人的叙述，还有“我”用藤萝修补茅屋漏洞等细节，信手摘花却无心插戴鬓间望着柏叶沉思的动作，这些既有抒情写意，更有叙事写人。在抒情中叙事的方式自然加大了文本的容量，推出了相对完整的“故事”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诗歌向日常生活俯就，诗人愈发意识到生活原本是叙述式的，对它最老实的处理方式不是虚拟阐释，而是叙述与描述。于是向杜甫的叙事做法学习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王家新要在诗歌中“讲出一个故事来”，张曙光差不多用陈述句式写诗，臧棣以《燕园纪事》作为诗集的名字，孙文波的《在西安的士兵生涯》、萧开愚的《北站》、刘春的《一个名叫刘浪的女孩》等以叙述支撑文本的作品接连涌现，“叙述”意识自觉内化为许多诗歌的艺术血肉。诗人们的“叙事”使向来主情的诗歌获得了一定的情境化、事件化品质，拓宽了诗歌的情绪容量，好在诗人的情绪渗透和生活认知压着阵脚，使诗是叙事的，但更是诗性的。

　　杜甫的写作态度对当下诗人也有着隐性却深刻的内在启悟。杜甫一生与诗不离左右，将诗歌作为自己灵魂与情感的寄托。他以对诗歌的虔敬之心，打通了个人和社会、历史之间的通道。他对语言的锤炼，更堪称千古佳话。且看《旅夜书怀》一诗，“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首诗对动词、数量词的运用就令人击节，炼字炼意的功夫可见一斑。一个“垂”字、一个“涌”字的点醒刺激，使三四句诗意顿活，奇绝贴切得无法更易。而结句的数量词“一”字一出，就将诗人置身于天地间孤寂飘零的形象和情怀，传达得特殊又到位。20世纪90年代后“杜甫热”中的苦吟精神和方法，对诗坛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和覆盖。像郑敏、西川、王小妮、朵渔等诗人能淡然于经济大潮和红尘翻卷之外，平静地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究，自成一脉风景，像李琦总是先洗净双手，然后端坐桌前，享受写诗的安详和圣洁。为什么？说穿了是他们把诗歌视为生命的栖居方式，所以才能敛心静气，一丝不苟，生怕自己的一丝草率而玷污了诗神。杜甫的苦吟精神则有更大面积的回响。诗人们在承继杜甫苦吟艺术态度和精神方面的努力，自然敦促诗歌愈加精致凝练、诗味浓郁，也提高了文本的耐咀嚼力。

　　“杜甫热”对当下诗歌的启悟是一种综合性辐射，像杜甫诗歌“沉郁顿挫”整体风格统摄下的多元化，像杜甫诗歌抒情主体人格的建构等，对当下诗歌都有着正面的影响和引发。可惜，客观地看，“杜甫热”对当下诗歌的覆盖面和覆盖程度还是有限的，并且在接受杜甫的过程中，很多诗人也并未完全领受到杜甫诗歌的精髓，所以在承继上有所偏离——或及物了，却缺少杜甫自觉沟通个体和群体、家与国、自我与时代的能力，没有必要的精神和意义提升，被琐屑淹没了；或只在意叙事的便捷和涵容力，而不去做使叙事诗性化的努力，造成不少诗歌成为散漫啰唆的代名词，事态有了，诗性却没了；或把诗坛演绎成了实验的场所，在一些人“苦吟”的同时，另一些人却在游戏、发泄、玩儿诗歌。正如很多人以为新诗和西方诗歌关系密切而和传统诗歌相去甚远的误区需要消除一样，这些写作者有悖于“杜甫热”精神实质、阻碍新诗繁荣的创作现象，更值得诗歌界深入反思和有效遏制。

　　（作者：罗振亚，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